疫情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/新冠疫情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

“疫情究竟何时开始，又何时结束？”这看似朴素的问题，早已在话语的角斗场中被撕扯得面目全非，我们执拗地追寻一个确切日期，如同渴望抓住救命稻草般寻求确定性，却未曾料到，疫情的时间边界并非自然现象，而是一场被政治、资本和集体焦虑联手锻造的认知建构，那被奉若圭臬的“起点”与“终点”，不过是权力在时间长河中任意划下的裂痕,用以驯服我们那躁动不安的灵魂。

疫情的开端在科学叙述与地缘政治推诿间被反复拉扯，当科学家埋头病毒基因序列追溯源头之际，某些国家的政客却迫不及待地将地名与病毒捆绑，把科学问题异化为身份政治的武器，2019年末的武汉？抑或更早的他国研究数据？每一方都力图将“零号病人”的标签贴向别处，仿佛疫情起点一旦外置，责任与污名便会随之转移，这种对源头的争夺绝非单纯求真，而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延伸——谁能掌控时间的开篇，谁就握有了灾难叙事的权柄，进而将自身塑造成受害者或先知，历史告诉我们，黑死病曾被迫更名“蒙古瘟疫”，西班牙流感实为误称,命名的政治从来是转嫁危机的祖传技艺。

而疫情的“终结”更沦为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性狂欢，其动机与其说是医学判断，毋宁说是社会经济压力的宣泄口，政客们迫不急待地宣布“胜利”，将防疫政策的退场转化为自己的政绩勋章。“与病毒共存”的口号响彻云霄，表面是科学务实，内里却常是为资本畅通无阻流动扫清障碍的号角，解除限制与其说是基于病毒毒力精确测算，不如说是商业游说与民众疲劳感叠加的产物，死亡数字在统计游戏中成了可以“优化”的抽象符号，只为服务“重启经济”的最高使命，当权者以“结束”为象征性事件，试图将社会创伤一键清零,却对长新冠的蔓延与医疗系统承压保持意味深长的缄默。

大众对明确起止时间的集体执念，暴露出现代性对不确定性的深度恐惧，线性进步史观许诺给我们可预测、可控制的世界，而疫情却将存在的偶然性与脆弱性暴露无遗，为了对抗这种存在性焦虑，我们紧紧抓住官方宣布的日期，将其当作心理锚点，维系可控的幻觉，起止时间成为大众认知中消化庞杂信息的简化机制——没有明确边界的事件无法被叙述，难以被记忆，更遑论从中翻出教训，于是社会心甘情愿共谋，接受那个被赐予的、干净利落的时间表，却对真实体验中疫情的弥散性入场与渐退性离场装聋作哑：它从未突然降临，也未曾真正离去，只是在不同层面波动起伏,嘲弄人类对清晰边界的偏执。

回望这场劫难，真正重要的或许不再是纠结于无法真正确定的起止时日，而是看透“开始”与“结束”作为治理工具与心理防御的本质，疫情教会我们的，应是摒弃对绝对确定性的幼稚渴求，转而培养与不确定性共存的智慧和韧性，时间本无裂隙，所有的裂痕不过是人类在无尽混沌中划下的、一厢情愿的界限，用以安慰自身对永恒的乡愁，在病毒依然变异的今天，真正的终结不在某份政府通告之中,而在我们终于学会不再被非黑即白的时间叙事所奴役的那一刻。